最近，一篇名为《股市跌破4000点的六大风险》的评论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评，它的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北京标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纪鹏。昨日，本报记者与刘纪鹏面对面，就我国股民最为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如下专访。

　　记者：作为一名股民，看到您在网上被热评的《股市跌破4000点的六大风险》后备受鼓舞，但我有一个疑问，也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是依据什么算出我们需要的是4000点以上的大盘和平均25倍以上的市盈率？而这一数据不是其他如3000点或5000点？

　　刘纪鹏：这篇文章有个背景，一是我从国外回来，股市刚好跌破4000点，二是去年印花税大幅上调，在那个时期我曾提过，4000点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点。那番话的目的，实际上是因为在4000点上许多海外人士希望我们的政府用有形之手挤压股市。我要告诉监管部门的是：4000点我们才能做一些大事。理由有两点：一是市场有它的规律，不要人为的打压，第二，4000点的水平上，中国的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也就在25—30倍，我认为这样的水平是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能够做一些大事、能够起到股市功能最大化的基本点。只有在这样的市盈率下，才能体现新型市场的竞争力和朝气，才能吸引投资者，引来好项目。

　　中国资本市场的崛起，同样要建立现代金融的概念，所以必须要利用泡沫干点大事。同时只有在4000点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股权分置的大小非解禁的流通问题，才能解决再融资问题，才能解决创业板的创新问题，如果点位较低，市场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再次提到跌破4000点对我们经济的伤害。

　　25倍的市盈率和我们的利息水平比较也基本吻合，虽然比香港和美国的高，但我们市场的成长性远比上述两个市场好，而且香港市场主要是依托我们的市场带动起来的，关联性很强，香港的H股市场应该积极的向我们的A股市场靠拢。中国的GDP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几倍，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成长性是判断一只股票最重要的标志。因此，美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0-15倍，中国股票的市盈率在20-25倍，是符合资本市场基本规律的。

　　记者：在您的文章中，我们只看见了您对中国股市底部位置的期望。在您看来，以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股市顶部在什么位置是能够承受的？

　　刘纪鹏：这样理解不对。我没有对什么底部进行分析，我的这番话是对监管部门讲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经济的成长性非常好，所以不要人为的去打压股市。当然你让我预测，我个人认为市场超过4500点，大家要注意风险。

　　记者：在众多网评中，您被定义为股市的唱多者，但我个人认为，您是积极股市政策的倡导者。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

　　刘纪鹏：我没有简单的盲目唱多，我只是大声地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名，大声的为中国股市鼓与呼。因为现阶段还有人把股市当成坏孩子，认为股市是投资人的投机场所，又比如股市的怕涨不怕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为股市做正面宣传。实际上我对点位也没什么预测，点位的判断要交给投资人。

　　记者：我们知道，股市是解决企业融资发展的渠道，正因如此，您认为只有股市的健康发展才能解决企业融资的两条腿走路(银行、股市)。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股市还有许多问题，我想请问，目前，我们的股市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纪鹏：我觉得首先要端正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念，这不仅仅是投资者，还有我们的监管者、上市公司的高管都要接受教育，要认识到资本市场是我们经济崛起，是我们化解经济矛盾的主战场，要爱护它，要尊重它的发展规律，不要简单的认为有泡沫就要刺破它。

　　由于今天股市的最大风险仍然是政策预期的不明朗，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运用政策手段是第一位的；第二是大小非的解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把中国股市的生命力持续下去，既要保持政策的延续又要让市场健康发展；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说，应该吸取一些教训，不要太乐观，这个过程我想也是全民素质提高的一个过程。我们还有许多事需要做，AB、AH的合并，还有股指期货推出等等事情，需要股民未雨绸缪，判断机遇和风险。

　　记者：贵州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许多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刘教授能否给贵州希望上市的企业一些建议？

　　刘纪鹏：大力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这是一个时代崭新的命题，它将给我们带来证券金融时代无限的机遇，我们的思维也要从简单的产品经营过渡到利用现代资本金融市场。当然，一个现实的手段是关注下一步创业板政策的推出。这一点应对民营中小企业有一个良好的机遇，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有一个时间的先后、规模的规划，但它提供的机会也是很多的。许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会培养企业两三年之后上市，现在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在社会上相当广泛，他们追逐着社会上一些尚未上市企业的项目，因此，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好的空间，能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杠杆，贵州的企业也应把视野放得宽一些。

（记者 杨俊波 刘熠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