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07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国有企业改革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治理结构、基础管理以及认识上的偏差等等。

　　一、治理结构仍须改进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公司治理的法规和制度的完善大大推进了中国上市公司向国际公司治理水平看齐。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鲁桐：“中国公司治理史上的2007年”，http://www.sina.com.cn，2007年12月17日。]

　　1权责还不到位

　　研究发现，股东在公司重大事项表决权和在董事、监事和独立董事提名权的问题上，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仍有较大的改进余地。从调查的结果看，仍有42%的上市公司没有落实股东大会对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绝大部分上市公司100强都给股东的董事、监事和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设立了更高的门槛，只有21家上市公司符合国际惯例。

　　在董事会运作方面，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状态离积极地、战略型董事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董事会的会议次数和出席率都不令人满意。对于那些不足于提请股东会决议而又不能放权给经理人的事项，在董事会自身缺乏主动作为的情况下，股东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权力的行使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司法》第111条的规定是持股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对此，71%的中国百强上市公司在其章程中做出了与《公司法》完全相同的规定，没有发现哪家企业向前迈进了一步，降低一点对股东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所需持股比例的限制。而降低股东通过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来参与公司治理的持股比例限制，在股改完成、股票逐步全流通、股权逐步分散化的情况下，变得日益重要。

　　2公司治理水平分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在2007年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中，综合治理评分竟然有30分的差距。这一趋势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提升逐渐在从一种完全是迫于监管压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转变为一定程度上源自市场压力的、企业自主性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过程。我们要相应地调整今后改进公司治理的“政策基调”，不必再过分依赖强制性的具体措施和治理机制安排，逐步增加示范性和可选择性的制度安排。清理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法规中一些僵硬的已经不合时宜的教条和框框，给企业自主性的公司治理改进和创新行为留出更多空间。有关立法和监管机构，也要在其作为“防止、限制和指令”者的同时，担负起保驾护航的角色。

　　3国有垄断性企业的治理问题

　　在分类比较中，公司治理水平差异显著性最大的是“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22家属于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国家要控股的七大行业中的企业，治理水平平均分比这些行业以外的企业低3分。最高分低于其他行业，最低分高于其他行业，也显示出这些行业内企业同受较强的“国有属性”控制而表现不会“太坏”，又因为同享较高的“国有垄断”好处，缺乏市场压力，而不会积极改进，难于表现“太好”。更有效率地配置国有资本，降低单体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比重，以及打破以国有身份进行的行政性的行业垄断，也许不仅仅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也是提高整个中国经济的竞争质量和运行效率的要求。

　　二、仍须夯实基础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必须提升管理水平，夯实基础。[参见李荣融在国资委会议部署2008年工作的讲话，中国国企改革网，2007年12月18日。]

　　1部分企业盈利基础不牢固

　　部分中央企业集团内部发展不均衡，利润集中于少数子企业。2007年1至11月份，在累计实现利润超过5亿元的86家企业集团中，有43家盈利额的一半以上来自于所属的1户二级子企业；52%的二级子企业实现利润占整个集团利润总额的比重不足5%；所属二级子企业亏损面超过50%的企业集团有16家。部分企业主业盈利能力下降，75家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低于去年同期。中央企业新增利润中，非经常性收益占312%。

　　2部分企业偿债风险加大

　　2007年1至11月份，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上升的有65家，负债增长高于资产增长的有69家，资产负债率高于75%的有44家；流动比率为1043%，同比下降的企业有76家；速动比率为787%，同比下降的企业有66家。少数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贷款扩大经营规模，短贷长投，加大了财务风险。

　　3部分企业预算管理有待加强

有的企业预算缺乏科学性，预算目标较为保守，甚至半年完成全年预算目标，难以发挥预算的引导作用。有的企业安排投资、筹资和成本费用预算不合理。18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算70%以上依赖贷款，91家企业成本费用预算增长超过收入增长；86家企业利润预算下降，但工资预算仍较快增长。有的企业财务风险预算控制意识淡薄，有74家企业预算资产负债率高于去年。

三、认识上的偏差

在存在的问题中，认识上的偏差是更为值得重视的。[李跃平、赖海榕、张志跃、刘承礼：“当前中央企业改革与重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http://wwwchamccomcn，2007年12月12日。]

1改制是目标还是手段

美日德英法等国家之所以强大，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拥有一批在全球范围竞争力强劲的国际型大企业。因此，我们调整国有企业战略布局，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则应是围绕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应该开展的工作，是服务于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它们本身不应该是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同样，通过改制整体上市等也是手段，但是不能当成追求的目标。因此，要防止跟风现象，防止出现国有企业不论条件、不论目标一窝蜂上市的局面，防止为了上市而上市的情况发生。

2做大与做强

目前，要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就要扩大企业规模似乎成为一种流行的见解，但是，这种认识也有似是而非之处。首先，并非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必然有国际竞争力，许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衰弱正是因为规模太大。例如19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大企业“大马不死”的神话破灭了。1990年代后期，欧美一些跨国公司也争相精简规模，增强竞争力。前不久，世界最大的制药企业美国辉瑞公司宣布了涉及万人的裁员计划。摩托罗拉公司也宣布，2007年上半年在全球裁员3500人以节省成本4亿美元。从2007年起，通用汽车将削减90亿美元的结构成本。

其次，目前有竞争力的国际大型企业，其规模之“大”，大在国际布局。比如，诺基亚的总部虽然设在芬兰，但诺基亚在芬兰的资产和业务并不大，它在全球有广泛的布局，这个布局帮助它战胜了很多其他总部设在国内，且资产和业务比诺基亚要大的手机制造商。没有国际布局，或者国际布局少、小、薄弱，这样的企业，即使从资产总量、员工数量、国内市场份额上看规模很大，也很难说有国际竞争力。因此，看规模的大小，还要看国际布局的面向，缺乏国际布局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国际竞争力恐怕不如从国内看规模较小但是有较多国际布局的企业。

目前，国有企业常以进入世界500强而自豪，实在进入不了，又创造出一个中国企业500强。实际上，在世界500强里，有16家亏损企业，资产是负资产。全球500强中还有9家所有者权益为负值的企业“荣登”强者之列。而在今天的中国500强里，同样也有16家企业亏损。因此，企业规模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决不能划等号，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绝非把企业规模做大这么简单。要十分注意在重组中央大型国有企业过程中，防止不加区别地以合并企业扩大规模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做法。

3改革的形式与实质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中央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形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中央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有效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产权没有适当的多元化，也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已经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中央企业，有关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仅仅处于初始的阶段。实际上，机制问题上的隐忧比规模问题上的隐忧更大，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面前，首先会是机制落后的企业被市场淘汰，而不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被淘汰。

4政府主导与企业自愿

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主导中央企业的改革与重组。如果设定重组的数量指标，往往就会造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完成任务而强制执行的局面。这样是否有利于中央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似乎大有商榷的余地。国有企业存在级别，官本位现象还时有发生，中央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一些管理层担心自己的企业被国资委边缘化，就走向了资产重组的历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存在“管理层投靠大山”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出资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更确切地说反映了管理层的利益。中央企业的重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之间管理层谈判的砝码。

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行业向少数企业集中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并非政府权力指定的后果。事实上，除韩国、日本的龙头企业在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较大外，欧洲北美的大多数龙头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所以政府在主导中央企业的重组时，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重组，行政手段应该是辅助性的。另外，发达国家的行业集中局面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在一个行业里，稳定的3~5家龙头企业的形成，少则经历半个世纪，多则经历一百多年。我们要在3年的时间里走完其他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道路，是否可能，值得思考；如果强制走完，不但难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实现预期的效能，而且是否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效果，值得十分谨慎地思考。

另外，关于集团整体上市，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一种概念是主营业务上市，另一种是集团法人的整体上市。现在主要还是前者，而真正意义的整体上市应该是后者。[袁名富：“资产注入与整体上市：精彩与遗憾并存”，《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2月24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阶段改革的起点与趋势——2008' 中国改革评估报告》]

来源： 中国发展门户网